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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中华文明何以长存?四大伦理!|嘉宾新著先睹㉞

作者:匿名   阅读量:1472   时间:2019-11-07 13:17:41

文慧演讲厅是热点问题的学术解释平台,迄今已举办了139场会议,汇聚了280多名各界精英和学术领袖。2019年《贵宾先看新书》节选自2018年7月至2019年底贵宾出版的新书、序言和总编辑,称展示了学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示了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实力。该项目将于7月13日至12月份运行,每周2-3次。从7月到8月,共发表了22篇文章,13篇将于9月发表。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即将庆祝。让我们看看学者们是如何梳理中国文明和负责任的中国的。今天,我想分享复旦大学文科荣誉教授蒋亦华的《中华文明的经脉》(文汇讲堂88-3期嘉宾)。这本书指出,中华文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体系、话语体系是这一整体的主要渠道。我们的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源于古老的传统,而且深深植根于每一代人的实际斗争和实践中。今天,我们正前所未有地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中国的世界历史时刻,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去理解、把握和解释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旅程。

商务印书馆2019年6月出版的《中华文明经络》,作者蒋亦华,定价88元

[精选附言]

中国文明三部曲:从根到经络到创新

2012年1月,我的书《中华文明的根——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我就书中没有涉及的一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写了一些东西。商务印书馆的同志们花了大量精力收集和整理后,现在一起编成一本书出版了。

这本书用“中华文明的经脉”来表明它是“中华文明之根”的延续。《黄帝内经·灵枢》中说:“经络是指通过气血滋养阴阳、滋润筋骨、益关节的经络。”他补充道:“经络能够杀人、治病、调节实际情况。失败是不可能的。”对一个人来说是一样的,对一个文明来说也是一样的。中华文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体系、话语体系是这一整体的主要渠道。不久前,我还完成了一本名为《中华文明的创新》的书。通过论述新时期如何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展示了中华文明创新的新征程。这三本书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中国文明这个特别宏大的话题的一点简单的经历。我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纠正。我也希望吸引更多的学者更深入地关心和研究我们伟大的中华文明。

-2019年2月19日,蒋亦华

2012年,蒋亦华写了《中华文明的根源——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

[选定文本]

中华文明的四大伦理应该迎接西方四大观念的全面挑战

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不能取代它们自己的独立探索。

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有一种基本的心态,即胡适所说的“一切都不如人”,他们不再对自己的文明充满信心。因此,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我们基本上研究了西方。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有远大理想的人逐渐意识到,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无论如何不能取代他们的独立思考和独立探索,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和文明以及中华文明而言。例如,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一旦实行单一民族的西方国家制度,就会出现问题。梁启超1919年来到欧洲时,首先想到的是西方的个人标准。你知道,这正是20年前他最热衷于宣传的。他发现个人标准、最大利益和自然选择的概念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中各种矛盾的积累,甚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密切相关。因此,他开始重新评价西方价值观。事实上,当时中国很多人都在反思,包括孙中山、章太炎、严复等。

十月革命胜利后,一些有远大理想的人希望中国尽快摆脱落后,他们觉得苏联的经验值得学习,于是转向苏联。我们曾经把苏联模式,特别是它的一些制度化的东西,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苏联模式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发挥了作用,例如迅速促进工业化。当时,苏联模式对我们影响很大。1949年后,我们全面研究了苏联模式。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方时,我们发现西方的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想主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观念和理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像一些后现代学者一样,他们对现代西方以来的一系列核心价值观的批判比我们多得多。他们的反思相当深刻,许多甚至完全突破了最初的框架。

“温明根”的归纳源于汤因比的文明建设理念。

现在,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中国古往今来走过的道路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也不能脱离我们文明的根源。我将本文总结为三点:第一,它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统一”的国家治理体系;其次是“家庭-国家共同体理论”;第三,它是中国人民“在阳光下为国家负责,不断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作者曾写过《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一书,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文明理论”的启发。事实上,我在大学时就和汤因比接触过,但当时我并没有印象。1986年,我在日本看到汤因比的书《历史研究》的日文版,共23卷。读完之后,我深感震惊。

汤因比的基本观点是,以文明为单位研究世界历史可能比以国家或地区为单位更有能力掌握基本的东西。汤因比认为,所有文明都可以被比较,尽管它们出现的时间不同。这就是所谓的历时和共时问题。汤因比专注于文明如何分裂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根据汤因比的理论,在人类历史上,国家的统一基本上是短暂的。看看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古希腊和奥斯曼帝国……无一例外。然而,中国不同。两千多年来,她一直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统一。这很特别。

为什么中国文明能持续很长时间?这是因为她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的基础密切相关。过去,我们一直批评这种“家庭-国家同构”的模式,但事实上,它已经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与每个个体不可分割的关系。尽管这个传统的家庭国家社区需要根本性的变革,但其合理的核心是不可否认的。它在现代社会动员、社会管理、社会自治和社会稳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汤因比的另一个启示是,在研究了所有人类文明之后,他发现每个文明基本上都有一个统一的教堂和一个统一的宗教,但中国没有。事实上,中国的儒、道、法都是世俗的。那么中国人在说什么呢?说到责任,个人对家庭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丈夫对妻子的责任,父母对孩子的责任,等等。这是非常不同的。我们没有统一的宗教。因此,我认为这种以世界为己任的责任构成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使我们的国家能够克服历史上的困难。可以说,我对这种“文化基础”的归纳是从汤因比的文明基本框架概念中提炼出来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及其著作《历史研究》

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儒家文化、老子和庄子不能代表所有的人。

如果说“温明根”是一棵繁茂的树,那么“核心价值”就是它硕果累累的果实。在我看来,要解决中国的内外问题,我们还需要一套核心价值观来调整我们的矛盾。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儒家文化不能代表一切,老子和庄子也不能。

我从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和世界伦理四个方面提出了四个方面。

第一,作为中国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人民只依靠国家和人民,国家和人民是和谐的”,是讨论如何解决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矛盾,这被历代人视为治国的最高准则。

第二,作为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义利以德”就是解决人性与动物性、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我们不想要利益,而是要协调他们的关系。

第三,作为社会伦理的核心价值,“中国是大书,和谐是道的实现”,也就是说,斗争不应该是绝对的。矛盾和斗争必须限制在可控范围内。中国已经说了几千年了。在中国文化中,“中国”的概念非常显著。“中”本体论在实践领域的集中表现是“和”。在承认差异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前提下,他要求差异能够相互合作、团结和结合,创造一个新的统一。例如,我们的社会需要成为一个有各种工会、妇女联合会、社团、商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有组织的公共社会。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不仅可以由政府解决,也可以由更多的社会组织解决。

第四,“德士普也,世界文明”,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世界伦理的核心价值。这是一种世界伦理,它不仅坚持自己的文化和文明特征,而且非常开放。它包括“世界上一个家庭”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概念。国家交往中的“德义”理念是中国未来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新秩序建设的强大精神支撑和不竭动力。

要真正了解我们的“文化基础”,我们必须从了解中国的基层做起。

要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协调复杂多样的利益,我认为抄袭别人的成果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研究我们文明的基本核心价值观。今天,我们与外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物质欲望的诱惑如此之大,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研究和设计一系列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的措施。目前,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一些出国听课的人对中国自古以来的经验完全漠不关心。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基本上是向西方学习的,但这一套在中国失败了。后来,模仿苏联模式,我们绕道而行。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冷静下来,思考为什么中国的文明能够延续到今天。你看,玛雅文明、苏美尔文明等等都早已消亡,甚至古希腊和罗马也只是一片废墟,但中国文明的一些传统事物仍然深深植根于今天的中国。例如,在过去,当我们建立人民公社时,每个人都在公共食堂吃饭,家庭单位被废除,但最后发现这仍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报酬与产出挂钩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仍有待实施,产出固定于家庭。因此,我们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归根结底,真正了解我们的文化最重要的是从中国的基层做起。仅仅阅读一些原著是不够的。

此外,在我对当今中国的理解中,我仍然想提到一个历史的“文明观”。我们必须全面掌握中华文明。包括西方文明、东亚的日本文明、韩国文明等等。虽然它们涉及的领域很小,但也有自己的特点。为了准确把握形势,我们必须有深入的了解。

小岗村农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几千年来,以国家为己任,中华民族得以生存。

几千年来,以世界为己任、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直是中华文明强大的精神支柱。近代以来,当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时,这种民族精神得到了维护、弘扬和大力弘扬。这是中国克服各种困难、振兴自己的强大精神动力。

从中国传统的“民本国资”和选拔人才、执政的国家治理路径来看,自周秦以来,中华文明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相当成熟的体系,这种国家治理路径在大多数时候是有效的。当然,这种治国之道有许多缺点。自近代以来,这种治国之道已经完全被自然人权、社会契约、代议制民主和一人一票直接选举议员和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制度等理论所拒绝。受到西方文明的坚持。然而,有识之士很快发现,自然创造的人或自然人不可能完全平等。平等只能是社会的行为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无论是人的出发点、过程还是结果的平等,它都植根于社会。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成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除了利益关系之外,还有情感关系、知识传播、交流与互动的关系、相同或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等。所有这些都归因于社会契约关系。事实上,所有这些关系都归结为产品交易关系。这一理论不能取代中国固有的“民有国家”的多层次内涵。人们必须认真思考:在当前的中国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只为国家服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对治理国家负有完全责任的精英不会脱离基层?在很大程度上,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是在这方面努力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中国文明的四大伦理原则受到西方四大观念的全面挑战

“民以民为本”、“择贤任能”的政治伦理、“以义谋利”、“以德制欲”的经济伦理、“以中国为主体的和谐”的社会伦理、“普世美德”和“世界文明”的世界伦理,使中华文明得以在世界上多次生存和引领其他文明。近代以来,中国文明的四大伦理原则受到了现代西方文明倡导的“经济人”或“利己人”四个概念、追求“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线性进化观和弱肉强食的国际霸权的全面挑战。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文明始终认为,另一个是第一个,与另一个相比,另一个是最重要的。它相信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第一个父母,第一次出生,第一个社会和最后的成长。基本原则体现在以下几个字中:“人民只依靠国家的基础”和“人才的选拔和人才与能力的任命”,“义利制度”和“德欲制度”,作为世界基础的“中间”,作为世界基础的“和谐”,以及道德的实现,特别是在追求“世界文明”的过程中。现代西方国家的四个基本概念是不同的。事实上,他们都把“我”放在第一位,“我”放在第一位,“其他人”放在第二位,“其他人”放在第一位。

法国思想家卢梭倡导社会契约论。

中国160年来走过的道路清楚地表明,今天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成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绝非偶然。它有着深厚而坚实的文化基础,这将成为它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它也有一个世界愿景,即世界是公开和宽容的。它有勇气吸收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精华,滋养自己,充实自己。它还致力于建立和维护一个与世界所有国家和谐、文明的新的世界秩序。显然,只要我们继续非常自觉地认识、识别和继承中华文明的主要根源,非常自觉地“在完全变化的环境下继续从事继承的活动”和“通过完全变化的活动改变旧的环境”,民族复兴在未来必将是可持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未来必将继续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颜渊·卢摘自《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第三版《编者增删》

[目录]

[作者简介]

蒋亦华,复旦大学名誉文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他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学理论和中外关系现代史的研究。他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和专业史博士生导师,历史博士后流动站导师。他的代表作有《章太炎思想研究》、《公路之旅——孙中山思想的发现》、《百年中国小农的现代觉醒》和《张林冰述评》。

2015年5月,蒋亦华参观了88-3文汇讲堂“中华文明支点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社论]

两千多年前,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广泛论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并提出了一套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许多思想,如礼貌、正直、善待人类、服从自然、自强不息等,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生活,这使中国人在看待世界、社会和生活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现代社会对个人道德有更高的要求,许多价值观不是道德的,而是有更广泛的含义。通过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三套内容,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中华文化和中华美德的关系。(颜渊路)

[消息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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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阵容]

第31本书的相关链接(请查阅第11、21和31篇文章1-10/11-20/21-30末尾的链接):

李宏图:争夺权力是上世纪欧洲进步的动力

启蒙如何伴随人类自我认知的成长

甘宋淳:为了领导中国的世界,梁漱溟是1931年乡村建设的贵宾。

郭启勇:看墨家的科学贡献和“走向大众”。客人的新作品见前32页

世界社会主义500年,中国发表杰出论文

栏目策划:李连

编辑:袁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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